每一页的教会历史都是救恩历史的一部分，借着教会的宣讲及生命的见证，把神的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况活现出来，成为一种改造生命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教会每一页的历史都是坚贞不移的信徒用血和汗写成的。不少信徒为了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不辞艰苦地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并且在面对逼迫时，不惜将生命浇奠。他们的血便仿佛种籽一样，在不同的地区萌芽生出教会来。然而，在过去一千九百多年中，教会也经历了多次的挫败，有时面对挑战时畏缩妥协；有时被外在的势力渗入，分化教会，使教会沦于败坏光景；有时因人的软弱，在高举教义真理时却忘记了爱心的实践，因而造成教会分裂，使神的名受到莫大的亏损。正因为教会经历过多次的挫败，我们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教会的历史是神的信实不断展现的历史。无论在什么时代，当教会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神便兴起瓷的仆人，配合各种环境的因素，洁净教会，复兴教会，使她从颓败中起来，拓展神的国度。
在我们比较深入去谈论教会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之前，我们不妨概略地将教会接近二千年历史的一个轮廓勾划出来，好让大家先有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
为了方便起见，很多史学家都将教会的历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初期教会史，由基督及使徒建立教会开始，直到第六世纪末年。史学家以六世纪末作初期教会史的完结，乃因教会于六世纪末已进入一新的历史形势。自五世纪开始，罗马政府对西罗马帝国已失去控制，西罗马帝国渐趋全面崩溃。然而与此同时，那里的教会却日益壮大，渐渐成为普世教会的领导。使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兴盛的关键人物乃大贵格利（或作贵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约540-604 A.D.），他被视为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是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开山祖师。因此大多数史学家都以贵格利一世登基作教皇的那年为罗马天主教传统兴起的肇始。正因这缘故，第二段的教会历史便是由主后五百九十年（即贵格利一世即位那年）开始，直至主后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发动改教运动为止。史学家称这段历史为中古教会史。第三便是现代教会史，由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每一段教会史都有其特色，有它时代独特的契机，也有其独特的问题与危机，更有其独特的成就。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几个不同阶段的历史独特的地方。
初期教会的发展本身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当使徒们一个接一个离世以后，教会便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教会一方面要继续使徒宣教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分散于不同地域的教会在失去使徒属灵权威的领导下，如何保持纯正信仰及合一的见证？这是教会当时的问题。在这时期，教会一方面尽量保留使徒在世时的言论与教导，在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属灵领袖必须被坚立起来。我们通常称这时期为”后使徒时期”。这时期大概从主后一百年开始至主后一百七十年左右。在这时期，教会权威的形式开始产生变化。起初使徒直接地从基督承受使命去见证、传递瓷的启示，因此对于教会信徒，他们的言行，都带有代表基督的权威。但他们去世后，教会便得依据另一种信仰、生活的指标，于是一些被教会普遍公认的文献及信条开始出现，以作为信徒信仰、生活最可靠的参考。圣经的正典便是在这时期开始形成的；比较详细的信经（如使徒信经）也纷纷在这时期出现。在这时期，信仰的表达都是非常单纯，没有深奥抽象的阐释，并且非常着重信仰在生活上一些实际的问题。这时期也是教会经历很大的逼迫，却又扩展非常迅速的时期。教会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教会的组织还很简单，异端的影响仍未太猖獗，因此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时的信徒绝大部分是基层的。这时期史学家称之为”后使徒时代”（Post-Apostolic Age）。
接着便是”尼西亚前时期”（Ante-Nicene Age）的历史，由主后一百七十五年开始至主后三百二十五年尼西亚会议为止。这段时期无论在内忧和外患上，教会都经历很大的压力。外患方面，就是教会接二连三的受到国家严重的逼迫，而异教徒的哲学家、文学家也多方面提出问难与攻击。内忧方面，就是教会内极端的信仰表达以及异端也多起来。因此在这时期，教会不单要向政府申辩，更要对应敌基督思想的挑战，同时也要为纯正的信仰争辩。因此，这时期最大的特色，便是基督教正统神学思想的发展及护教运动的兴起。同时，教会在迅速的扩展中，开始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崇拜的内容也慢慢丰富起来。此时的教会不再是低下层所独占的了，基督教已渐渐渗入中、上层，因此不同阶层相处的种种问题便开始出现在教会中。
“前尼西亚时期”之后便是”尼西亚时代”了。这时的基督教，因着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已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逼迫的忧虑没有了，但内部的种种问题却浮现出来。最严重的问题是教会开始趋于世俗化和结构化。为了避免受这种趋向的败坏，不少信徒退到荒漠中，企图透过在独处中的安静与严谨的操练，保持圣洁的生活。修道主义的兴起便是这时代的特色。这时代另一个特色是神学争论的普遍。为了要排解这些神学争论，教会就得继续不断地召开大公会议。教会的分裂也因这些争论和会议渐趋严重。
进入第二段的历史，我们看到罗马帝国不断萎缩，蛮族经常入侵，罗马军竟无力抵御。主后四百一十年，哥特人攻入罗马城，使整个罗马帝国举国震惊。当时便有不少人认为这事件是罗马亡国的先兆，是罗马人背弃他们的天神所招致的惩罚。主后四百七十五年，蛮族再攻入罗马城，四处抢掠，若不是罗马的大主教苦苦央求他们不要焚城，恐怕罗马城便付之一炬。在这里顺便提一提，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已不在罗马，而在小亚细亚旁边的君士坦丁堡。自从主后三百一十五年君士坦丁迁都以来，整个罗马帝国的重心便从意大利向东迁移，这便造成意大利及意大利以西的国境空虚。小小的一队蛮族往往可以攻城劫掠，来去自如。帝国因无暇西顾，竟任由罗马帝国的西边自生自灭。正因如此，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西边的政治、经济及宗教领袖，蛮族入侵后，协助及领导人民重建家园的，往往是罗马的大主教。罗马天主教也就是这样渐渐壮大。在东边，神学的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一个神学问题的纠纷解决了，另一个又出现。信徒的信仰生活已渐渐失去其活泼的能力。就在此时，大约是在主后六百三十年，回教突然兴起。回教徒在主后六百三十七年攻入耶路撒冷，不到两年，整个叙利亚也陷入他们手中。在五十年内，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大部分都落在回教徒手里，而教会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带的小小角落，教会可算损失惨重。
当时的形势的确非常不利，西罗马帝国经常受蛮族的侵扰，人民不能安定生活；而东罗马帝国则落在回教徒手中。这真是令人觉得黯淡的时候，因此很多史学家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我们要弄清楚，”黑暗时代”并不是指教会内部黑暗，而是指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趋于崩溃，在多方面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不少文化的遗产也渐渐失落。反过来，教会是保留那些文化遗产的使者；例如在很多地区，在蛮族入侵时，农民往往迁逃，以致不少农地荒废，甚至连耕作的技术也都失传了。教会很多修士便负起耕作的任务，并且保留了耕作技术。其实这时期也有它光明的一面。这时期是教会向欧洲西边及北边扩展神速的时期。以罗马为基地，教会差遣传教士带领蛮族归主。从主后六百年到七百五十年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盘踞于现今德国、法国地区的蛮族，全部归信基督。再过不多时候，北欧也归入了基督教的版图内。
由于东边的教会大大的萎缩，罗马的大主教便渐渐成为大公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而罗马教会因其宣教的成就，也成为欧洲所有教会的母会，受她的牧养与管辖。于是罗马天主教便日益壮大，而一度极具影响力的东方教会在历史上竟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以后教会历史的焦点，几乎完全在西方教会的发展。
教皇的势力日益壮大，教会的地位日高，权力的斗争及各式各样的腐败也开始出现。意大利的贵族经常控制教皇的推选及其他的政策，因此，一些德性败坏的人竟也当起教皇来。从主后九百年开始，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几经改革也无法扭转。在上的如此，在下的也如此，很多主教主管数个教区而从来不负牧养的责任。不单如此，他们竟将一些有利可图的圣职售卖，很多圣职人员的道德生活败坏非常。因此缺乏牧养和真理的教导，民间的各种迷信渗入平信徒的信仰生活中；有时圣职人员更利用这些迷信鱼肉信徒，如颁布、售卖赎罪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神学方面，经院学派兴起，神学的反省几乎完全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系统俘虏。理性的论证往往取代了对神话语的聆听与阐释，神的道被化成一套一套抽象玄奥的系统，与信徒的信心经历及生活相去不知千里。
在这情况下，上至教皇，下至信徒，都觉得教会急需改革，但他们不知从何着手。偶尔有几声旷野的呼喊，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到了十六世纪初，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意识的蜕变已由渐变而转速，急剧变革已如箭在弦。当一切条件就绪，马丁路德于一五一七年发动的改教运动便展开，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作出全面的检讨、批判与改革。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如星火燎原一样地迅速蔓延，最初在德国，后来在瑞士、法国展开。不久，英国因亨利八世未能取得教皇批准他与皇后离婚，因而与教廷决裂，另一形式的改教运动也在英国展开。在德国的改教运动产生了信义宗的教会；在瑞士，因慈运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及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A.D.)领导的改教运动产生了改革宗的教会；在英国就产生了圣公会。信义宗与改革宗在欧洲不同的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丹麦、瑞典、挪威受信义宗的影响极深，而苏格兰、荷兰、比利时则受改革宗的影响较深。在英国，一些不愿接受圣公会体制的信徒在十七世纪远渡重洋到北美洲寻求教会自由，这是美国立国的先祖，他们大都受改革宗的影响极深。然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波兰这些地区，改革运动因着各种因素而节节失利。所以改革运动以后，天主教的传统依然很牢固地坚立在这些地区。如此一来，教会便呈现分裂之势；天主教与改革派三百多年来一直彼此敌视。而在改革派中，不同的宗派因着信仰表达的重点不同及体制上的差异，也形成了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势。
在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方面将精力倾注于传教的事工上，他们在拉丁美洲、亚洲，甚至在欧洲本身都有相当的成就。而此时，改革派却纠缠于宗派间或宗派内的神学争论中，将不少精力虚耗，在传教方面几乎交了白卷。
十七世纪开始，整个欧洲的精神文明正发生很大的变化。理性主义渐渐抬头，科学也相应快速地发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所谓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一种机械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就好像一个机械的系统，里面一切的现象都可以用机械的科学原理解释。于是，信徒的信心受到严重的考验；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多方面的质疑，为了应付这些挑战，一些神学家竟削足适履地将传统的信仰妥协，因而产生所谓自由派神学。在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刺激了工业的发展，西方在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之间，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这却带来西方精神生活的空虚，而教会也因此感受物质主义很大的压力。教会面临世俗化的危机。
然而在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以至二十世纪初期却是教会复兴更新的时期。自十八世纪末，复兴的火焰由英国燃烧至美国，再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地区。这股复兴的火与教会传教的热忱相辅相成。因此，在这二百年来，改革派教会的增长也是空前未有的。
到二十世纪，教会面对着各种不同的挑战，就如共产主义，物质主义，民族主义等。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是基督教节节败退的时期。共产主义在六十多年内席卷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而欧洲的教会似乎不断萎缩。然而，教会的生命力真是惊人的，在种种狂潮的冲击下，教会却不单没有退缩，反而有扩展之势。在主后一九八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基督教仍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而教会也在不断地增长中。
二十世纪是西方传教士撤退时期，也是本土教会兴起的时期。许多第三世界的教会在负起自治、自养、自传的责任后，发展极其迅速。而教会史也从以西方教会历史为主导的阐述转向多元的历史阐述，而从多元的历史发展中寻求普世的意义。
二十世纪也是合一运动开展的时期，但可惜合一运动稍为开展，在仍未能将不同宗派的距离拉近前，便大谈世界宗教的对话与合一，因而在推动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教对谈、合作与合一方面，没有产生突破性的果效。而不久，合一运动的焦点也渐渐转移，从比较着重合一的讨论与活动，转移到政治及经济的解放，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神学及教会生活，引起颇大的变化，也同时迫使普世教会正视信仰与处境的关连。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教会的宣讲是从过往回应理性思辩的时代潮流，转向回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势。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教会最大的发展会在非洲和亚洲；在非洲，教会的宣教工作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而在亚洲，我们仍在起步的阶段。面对这么广大的禾田，亚洲基督徒的责任真是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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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页的教会历史都与救恩的历程密切相关。借由教会的宣讲与信徒的生命见证，神的道在不同的时代和境遇中得以生动展现，成为改变生命的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会的历史是由坚定不移的信徒以鲜血与汗水书写的。许多信徒为了忠实于神的使命，不畏艰难地将福音传播到各个地区与文化中，并在遭遇逼迫时，甘愿献出生命。他们的血如同种子般，在不同的地方发芽，建立起新的教会。然而，在过去一千九百多年里，教会曾遇到多次挫折，有时在挑战面前选择退缩与妥协；有时外部势力渗透，导致教会分裂走向败坏；还有时因人的软弱，在强调教义的同时却忽视了爱的实践，造成人际关系的分裂，粗暴地损害了神的名声。正因为教会经历了如此多的挫败，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教会的历史是神不断显现信实的历史。无论在何种时代，当教会面临内忧外患时，神总会兴起忠心的仆人，借着多种环境因素，净化与复兴教会，使其从颓废中振作，扩展神的国度。
在详细探讨教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遭遇的困难之前，我们不妨先大致描绘出教会近两千年历史的轮廓，以便让大家对其有更为完整的认识。
为了便于研究，许多历史学家将教会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期教会历史，从基督与使徒建立教会开始，一直到第六世纪末。历史学家将六世纪末视为初期教会历史的结束，是因为教会在这一时期已进入全新的历史形态。自五世纪起，罗马政府对西罗马帝国的掌控日渐减弱，西罗马帝国开始崩溃。然而与此同时，那里的教会却在增长，慢慢成为普世教会的领袖。推动西罗马教会发展的关键人物是大贵格利（或称贵格利一世，约540-604年），他被视为最后一位教父，也是第一位教皇，被认为是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奠基人。因此，大部分历史学家将贵格利一世登基的年份视为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开始。因此，第二阶段的教会历史始于公元590年（即贵格利一世即位之年），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改教运动为止。历史学家称这一段历史为中古教会史。第三阶段则是现代教会历史，从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
每一个教会历史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展现出其时代的机遇、问题与危机，及成就。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这几个不同阶段突出而独特的地方。
初期教会的发展本身也可分为几个阶段。当使徒相继去世后，教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教会需要继续使徒的宣教工作；另一方面，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教会如何在失去使徒的属灵权威后保持纯正信仰和合一见证？这是当时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教会尽量保存使徒在世时的教导，同时新的属灵领袖也需被确立。我们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为“后使徒时期”。此时大约从公元100年起，持续到公元170年左右。在此阶段，教会的权威形式开始发生变化。最初，使徒直接从基督获得使命，见证与传递神的启示，因此他们的言行对信徒来说具有代表基督的权威。但他们去世后，教会需要根据另一种信仰和生活的标准来指导信徒，因此许多被广泛认可的文献和信条相继出现，作为信徒的信仰和生活参考。圣经的正典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详细信经（如使徒信经）也在此时相继出现。在这个时期，信仰的表达简洁而不复杂，且注重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实际问题。这段时期教会在大量逼迫中，依旧迅速发展，主要精力集中于传福音，教会的组织十分简单，异端的影响尚未猖獗，信徒人数不断攀升，多数信徒都是基层信徒。这段历史被称为“后使徒时代”。
接下来是“尼西亚前时期”历史，自公元175年至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结束。这段时期内，教会在内外压力中经历了巨大的挑战。外部，教会遭受国家的严重逼迫，异教徒哲学家与文学家频频发起质疑与攻击。内部，极端信仰表现与异端思想逐渐增多。因此，这一时期教会不仅需向政府辩护，更需应对反基督思想的挑战，并为正统信仰辩护。从而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便是基督教正统神学思想的发展和护教运动的兴起。同时，教会在快速扩展中，开始有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崇拜内容也逐渐丰富。此时的教会不再是下层社会的专属，基督教逐渐渗透到中上层，导致不同社会阶层间的问题也开始显现。
“尼西亚前时期”过后便是“尼西亚时代”，此时因君士坦丁大帝的归信，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逼迫的忧虑不再，但内部潜藏的问题却暴露无遗。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会开始趋向世俗化与结构化。为了避免这种趋势的败坏，一些信徒选择隐居于荒野，试图通过独处中的安静与严格的操练，保持圣洁的生活。修道主义的兴起正是这个时期的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是神学争论的普遍。为了化解这些争论，教会不得不通过召开大公会议不断寻求解决，教会内部因争论和会议而分裂的现象日益严重。
进入第二阶段历史，我们看到罗马帝国不断衰退，蛮族频繁入侵，罗马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公元410年，哥特人攻陷罗马城，震惊了整个帝国。当时有人视此事件为罗马灭亡的前兆，认为这是因罗马人背弃了神而遭受的惩罚。公元475年，蛮族再次侵入罗马城，四处洗劫，若非当时的大主教苦苦求情，城池恐怕早已被毁。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首都已迁至君士坦丁堡，自公元315年君士坦丁迁都以来，整个帝国的重心便向东转移，导致意大利及其以西地区的边境逐渐虚弱。一小队蛮族往往可以轻易攻城，帝国因无暇顾及西边而任其自生自灭。因此，罗马的大主教逐渐成为西边政治、经济与宗教领袖，蛮族入侵后，他们往往协助民众重建家园，这促使罗马天主教逐渐壮大。在东边，神学争论持续没有间断，每当一个神学问题得到解决，另一个便接踵而至，致使信徒的信仰生活逐渐失去活力。公元630年左右，回教突然兴起，回教徒于637年攻陷耶路撒冷，不到两年，整个叙利亚也沦陷。在五十年间，东罗马帝国的大片领土逐渐落入回教徒手中，教会被迫缩小到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小角落，遭受重大损失。
事态的确不容乐观，西罗马帝国常遭蛮族入侵，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而东罗马帝国则逐渐沦为回教徒的版图。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历史学家称此时期为“黑暗时代”。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黑暗时代”并非指教会内部的黑暗，而是指整个罗马帝国的文明趋向崩溃，多个领域的文化发展停滞，许多文化遗产逐步消失。反过来，教会则成为了这些文化遗产的保留者。例如，在诸多地区，因蛮族入侵，农民迁徙或逃离，导致农业荒废，甚至耕作技术也失传。许多教会修士承担起了耕作的责任，并保留了相关技术。实际上，这一时期也存在光明的一面。教会向西欧及北欧扩展的速度非常快。以罗马为基地，教会派遣传教士使蛮族信主。在公元600年至750年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及现今德国、法国地区的蛮族纷纷归信基督。不久之后，北欧也逐渐成为基督教的版图。
随着东部教会的衰退，罗马的大主教逐步成为大公教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罗马教会因其传教成就，成为欧洲各教会的母会，赋予了其领导与治理的职能。于是，罗马天主教在不断壮大，而曾经影响深远的东方教会在历史中扮演了相对不起眼的角色，教会历史的重心几乎完全转向西方。
随着教皇势力的日益壮大，教会地位也不断上升，权力争斗及各种腐败现象开始滋生。意大利贵族经常操控教皇的选举及相关政策，因此，一些品德败坏的人竟然也能成为教皇。自公元900年开始，教皇的威望逐渐下降，尽管经过多次改革依然无法扭转这一局面。同样的情况在各级主教中上演，很多主教管辖数个教区，却从未履行牧养的责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一些有利可图的教职进行买卖，导致不少圣职人员的道德败坏。缺乏有效的牧养与真理教导，民间的迷信逐渐侵入信徒的信仰生活；有时圣职人员甚至利用这些迷信压榨信徒，例如颁布与出售赎罪券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神学方面，经院学派的崛起几乎完全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所主导。理性的论证取代了对神话语的聆听与阐释，神的话语被抽象化，与信徒的信仰经历和日常生活相去甚远。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上下无不感到急需改革，但却无从下手。偶尔也有几声呼喊，但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到了十六世纪初，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然进入突变的阶段，当所有条件成熟时，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起的改教运动便应运而生，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进行全面审查与批判。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如星火燎原般迅速扩展，最初在德国，随后波及瑞士、法国。不久，因亨利八世未能获得教皇批准与皇后离婚，与教廷决裂，另一形式的改教运动在英国展开。在德国的改革运动催生了信义宗教会；在瑞士，因慈运理（Zwingli）和加尔文（Calvin）领导的改革运动形成了改革宗教会；在英国则产生了圣公会。信义宗与改革宗在欧洲各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丹麦、瑞典、挪威受到信义宗的影响极深，而苏格兰、荷兰、比利时则受改革宗影响更为显著。在英国，一些拒绝接受圣公会体制的信徒在十七世纪远渡重洋至北美，寻求宗教自由，这些人是美国立国的先驱，大部分深受改革宗理念的影响。然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等地，由于多种因素，改革运动却未能如愿，因此这些地区的天主教传统依然稳固，教会也呈现出分裂的局面；天主教与改革派历经三百余年持续对立。而在改革派内部，不同宗派因信仰表达的侧重点及体制上的差异，形成了相互隔绝的局面。
在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将注意力集中在传教工作上，在拉丁美洲、亚洲甚至在欧洲都有相当成就。而与此同时，改革派则因宗派间或内部的神学争论耗尽精力，几乎在传教方面未能有实际进展。
十七世纪开始，整个欧洲的精神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主义逐渐兴起，科学也迅速发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迎来了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开始采纳机械宇宙观，认为宇宙如同机械系统，所有现象都可用科学原理加以解释。信徒们的信心遭受严重挑战，基督教信仰受到多方质疑。为应对此局面，一些神学家甚至妥协，形成了所谓的自由派神学。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刺激工业的迅猛发展，西方在物质文明上取得空前成就，却造成西方精神生活的空虚，教会因此面临巨大的物质主义压力。
然而，另一方面，十八、十九以及二十世纪初期却也成为教会复兴的时期。自十八世纪末，复兴的火焰从英国蔓延至美国，并扩展至其他地区。这股复兴的热潮与教会的传教热情互相辉映。因此，在这两百年来，改革派教会的增长也是空前的。
进入二十世纪，教会面临的挑战多种多样，比如共产主义、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因此在许多人眼中，二十世纪被视为基督教逐渐衰退的时期。共产主义在六十余年里席卷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欧洲的教会也似乎在持续萎缩。然而，教会的生命力则表现得尤为顽强，在各种冲击之下，教会不仅未退却，反而开始扩展。主后一九八二年，牛津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基督教在全球仍占约40%的人口比例，并且教会仍在不断增长。
二十世纪是西方传教士撤退的时期，也是本土教会崛起的时期。许多第三世界的教会在实现自治、自养和自传的责任后，发展迅猛。同时，教会史的叙述也从以西方教会为主转向多元的阐述，力求在多样的发展中探寻普世的意义。
二十世纪也是合一运动开展的时期，但可惜合一运动稍有成效之际，尚未能有效拉近不同宗派之间的距离，便开始大谈世界宗教的对话与合一，因此在推动天主教、东正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合作与合一方面，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随后，合一运动的焦点逐渐转向政治与经济解放，促使第三世界的神学和教会生活发生较大变化，让普世教会意识到信仰与现实境遇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教会的宣讲经历了一段转变，从过去回应理性思辨的潮流，转变为回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形势。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教会最大的成长可能发生在非洲和亚洲；在非洲，教会的宣教工作已取得相当成果，而在亚洲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在这广阔的禾田面前，亚洲基督徒肩负着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