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304年，罗马皇帝下令彻底消灭基督教，基督徒面临背弃信仰或被处死的选择。然而，这项谕令颁布不久后，皇帝便去世。尽管如此，他最信任的手下加里流仍然对基督徒进行残酷迫害。直到公元311年，加里流看到基督徒数量不断增加，意识到继续迫害无济于事，便颁布谕令，允许基督徒享有有限的信仰自由。公元312年，加里流、力吉纽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288-337 A.D.）在权力的斗争中寻求统一。君士坦丁在穆勒威桥的战役中以基督教的十字架为军旗，取得胜利后立即停止对基督徒的迫害。公元324年，他统一了罗马帝国，公开支持基督教，并于次年发布通谕，鼓励民众信奉基督教。他自己也被称为“最高祭司长”。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支持基督教是出于政治考量。基督徒的数量日益增加，成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君士坦丁意识到，孤立这些人将是不可行的，而他们的信仰则为振兴和统一罗马帝国奠定了基础。
无论君士坦丁的动机如何，基督教自公元324年后进入了新的时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君士坦丁统治下，基督教不仅合法化，还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在各方面享有特权，如圣职人员免于服兵役，教会财产免于纳税，国家资助教会建设礼拜堂，并规定全国在星期日休息，以便基督徒进行崇拜。
君士坦丁去世后，其子继承王位，更加积极地推动基督教成为国教。他们在公元341年禁止异教祭典，公元346年禁止到异教庙宇参拜，公元352年甚至下令处死参与异教祭典的人。这样，许多内心仍然信奉异教的人被迫放弃信仰，一些人为了利益也被迫受洗加入教会。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军队士兵和其他公民纷纷集体受洗，教会涌入一批并未真正悔改的人，这些人将旧有的信仰和习惯带入教会，导致教会逐渐世俗化。
首先，教会开始出现结构化。君士坦丁在位期间，借鉴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来组织教会。罗马帝国的结构是：皇帝、参议院、总督、省长、城区官员，最后是公民。在教会的组织中，最高权力归“最高大祭司”——即罗马皇帝，接下来是主教议会，再往下是主教长、省主教、区圣职人员，最后是平信徒。罗马帝国划分为五个行政区，教会也相应分为五个教区。总之，教会的组织结构与政治体系相辅相成。一旦结构化，权力斗争随之而来；原本注重属灵权柄的教会，现在加入了行政权力的争夺。最大的问题在于，拥有行政权力的人未必具备相应的属灵权威与能力，从而引发了许多内部问题。同时，教会开始利用权力压迫异教徒，教会逐渐成为压迫者。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人加入教会并非出于真心的信仰，而是出于社会潮流的影响。这些人逐渐影响了其他信徒，使得教会的生活标准放松，纪律松弛。许多异教的宗教习俗也渗透入教会，原本异教徒所守的节期与迷信逐渐在教会中重现。信徒们开始守更多的节期，崇拜圣人，对圣人的遗物产生不合理的迷信。同时，教会中的富人和贵族也影响了敬拜的生活，教堂变得华丽，崇拜形式愈发讲究，教会对内心虔诚的修炼和生命的建立逐渐淡化。
面对这样的局面，许多信徒为了保持圣洁的生活，决定远离世俗化的潮流，躲避人群，过上孤独的生活，通过禁食和祷告追求圣洁。这便是初期教会修道运动的开端。
在修道生活中，某些信徒走向了极端的禁欲主义，严厉对待自己的身体，甚至以标新立异的苦行赢得崇敬。有信徒选择在直径仅十三尺的木柱上生活十多二十年，很多人将其视为圣洁的代表；还有人以一生不睡觉来表示警醒，发明了一种一睁眼一闭眼的生活方式，众人也因此视其为圣洁。独处中，修道者开始意识到内心的黑暗难以克服，逐渐从孤独的修道者变成三五成群的团体，一同生活和敬拜，彼此扶持与鼓励。这种团契式的修道主义逐渐取代了孤独的修道主义，最终发展为一个组织化的修道社群，拥有自己的规章制度。这种修道运动迅速扩展，至公元五世纪末已遍布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修道的起源正是如此。尽管修道主义起源于一种避世的心态，不免显得不健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修道院成为属灵操练的中心，许多属灵典范也由此产生。同时，经过属灵的锤炼，原本避世的修道者们也愿意再回到世俗中，将自己的力量投入教会和信徒的教导中。
基督教成为国教，固然带来了许多弊端，但也有积极的一面。首先，整个罗马帝国的公民都受到基督教真道的熏陶，尽管很多人并非真心悔改，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其次，基督教对罗马法制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以往罗马法律并不重视个人生命的价值，基督教则强调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尊重，超越罗马公民的范畴，包括奴隶、外族与蛮夷；同时，女性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纳妾的恶习受到制止。虽然奴隶制度未能立即废除，但基督徒因爱心而释放和赎回奴隶，最终使奴隶制度逐渐瓦解。此外，基督徒的反对使得残酷的比武赛车被禁止，人不再如野兽般互相撕咬。最后，基督教的伦理与宇宙观逐渐渗透整个文化体系，原本面临崩溃的罗马文化因基督教的生命力而焕发新生，欧洲因而未陷入混乱，反而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化，最终在欧洲大地上绽放出灿烂的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