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自我反省与改革
改教运动对罗马天主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促使天主教领导层深刻反思并推动内部改革。教皇保禄三世（Paul III）在1534年即位后，立即任命多位红衣主教（如干达利尼、加拉法、萨多雷托、波尔等）调查并改进教会现状。这些主教经过详细调查，于1538年完成了一份报告，揭示教会的弊端并提出改革建议。这一改革是对之前未完成努力的延续。在改教运动爆发前，天主教内已有一些人士致力于推动更新。1517年，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前几个月，约50名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组成了“神爱社”（Oratory of Divine Love），通过祷告和读经来更新信仰，带动了教会内部的属灵复兴。
天主教的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复兴中世纪的虔诚信仰模式。中古时期的神秘主义思想得到重新提倡，许多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追求与神契合的体验。此外，一些修会恢复了贫穷和服务弱势群体的精神，如嘉布遣修会（Capuchins）。这种复古倾向反映了对传统的尊崇，与改教派反对传统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改教运动激励天主教重新审视传统神学。虽然天主教大体上仍坚持中世纪的神学架构，但一些领袖开始注重圣经教义和生活实践，对过往经院哲学中的过度逻辑分析进行了修正。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依然主导天主教神学，但更为贴合时代需求。
第三，天主教还与基督教人文主义合作，试图通过文化重建带来新的活力。他们的努力在科学、哲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涌现出不少思想家和科学家。
天主教的宣教活动也是一大亮点。最初，天主教士们主要针对改教派进行宣教，但逐渐扩大至全球。17世纪，天主教的宣教活动已经覆盖了全球，远远超过了当时陷于内部纷争的改教派。
两股重要力量推动了天主教的改革：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年）和耶稣会的成立。天特会议确立了天主教的神学立场，否定了改教派的因信称义，并重申了七项圣礼的必要性。而耶稣会在教育、宣教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天主教的强大支柱。
改教运动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改教运动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宗教面貌，还对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思想层面来看，改教运动标志着从中世纪宇宙观向现代世界观的转变。路德的思想革命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对神学的束缚，解放了欧洲的思想。没有这种思想的解放，克卜勒、加利略等科学家的突破很难发生。
改教运动还为民主政制奠定了基础。改教派主张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祭司，打破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度。这种平等思想影响了教会的治理模式，也为后来欧美的民主制度提供了蓝本。
在经济方面，改教派国家的经济发展远超天主教国家。改教派强调契约精神和敬拜神的工作观念，使工作和创新充满动力。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改教派的伦理密切相关，尽管后来的资本主义逐渐走向世俗化，但早期的资本主义充满了道德责任感。
教育领域的变化也是改教运动的重要成果。改教家们推动了教育普及化，认为每个信徒都应能读懂圣经。路德在推动教育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教育不再是神职人员和贵族的特权，而是人人都应享有的权利。
家庭生活的地位也在改教运动后得到了提升。改教家们强调婚姻和家庭的圣洁性，认为家庭生活是信徒敬拜和培养虔诚信仰后代的重要场所。这一观念改变了中世纪对家庭生活的贬抑看法。
最后，改教运动确立了讲解圣经作为牧师的核心责任，并使圣经的权威成为改教派教会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在今天的福音派中仍然被继承和发扬。